近期，《河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2021年度大学生招聘拟录用人员公示》的发布引发了网友热议，因其“一线生产操作岗位”拟聘用人员中有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郑州大学、河海大学等985、211的名校本科生。有记者做了更为细致的调查，在被“一线人拥有硕士学历，占比超过了30%。这不禁让人感慨，现在卷烟厂已经这么“卷”了么？

  一直以来，类似的新闻似乎在每年高校毕业季时都一定会出现。从2000年北京大学毕业生卖猪肉，到2015年四川大学保卫处招聘管理人需要博士学历，所谓的“高能低就”现象一直触发着人们敏感的神经。

  “高能低就”现象受到社会持续关注。一方面是由于“高能低就”现象有悖于大众的固有思维。在大众的心中，名牌大学毕业生、高学历人才应该从事一些“高大上”的工作，如果他们从事一些即便没这么高的学历也可以做的工作，不仅是一种资源的浪费，而且会挤压其他非高学历人才的就业空间、生存空间，形成所谓的“内卷效应”。另一方面，“高能低就”冲击了大众对于“教育改变命运”的期待。中国自古就有“学而优则仕”的观点，在古代读书是为了“考取功名，入朝为官”，而且做官的根本目的是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当名校、获取高学历则意味着能够开阔眼界，从而充分地施展自身才华，作出更多有益于社会的贡献，获得更高的社会认同，某些特定的程度上过上更好的生活。而新闻报道中的“高能低就”现象，无疑会使人们产生读书到底有没有用的怀疑，会不会十几年寒窗苦读后，仍然还在原地踏步，甚至不进而退。

  因此，有必要分析清楚现象成因和背后逻辑。否则，大众可能会断章取义，加深对高等教育的误解，甚至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助长“读书无用论”，背离高等教育对于人才培养的方向和目标。

  在过去的30年时间里，大学生就业从包分配逐步过渡到了自主择业。在自主择业的过程中，过去某个阶段，“高学历”在就业市场就代表着高能力，因为当时可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实属凤毛麟角。但随着高等教育扩招、经济发展、市场变化和青年群体特征的改变，拥有“高学历”的人慢慢地多，以“高学历”为定义的“高能低就”现象越来越明显。

  高等教育的扩招使得劳动力市场上大学毕业生供给数量显著增多。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全国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数约为3611人；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中，该项数据为8930人；到2021年第七次人口普查中，全国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数为15467人，也就是说，截至目前全国约2.8亿人具有大学文化程度。而这些都是在短短20年发生的变化，这种高速增长是我国实行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成果，保障了发展的动力问题，是“人口红利”的重要体现。另外，受高等教育的公民数量增多有利于整体国民素质的提升，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利于营造更加和谐友爱互助进步的社会环境，使全人类受益。但是，就业市场中的职位数量无法完全消化数量如此庞大的高校毕业生，职位需求也与毕业生的能力存在结构性的差异，这就造成了高校毕业生竞争力弱，无奈选择“低就”。

  经济发展、政策改革、产业结构变化导致求职市场需求变化。在高等教育扩招的20多年中，中国各个领域都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变革，而这些变革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大学生就业市场。从经济发展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主要依靠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这种环境下“蓝领”的需求要显著高于“白领”和“金领”，对于高校毕业生而言因为更高的劳动力价格并没有过多的竞争力，这就让大学文凭看起来没有那么“值钱”。从政策变化上看，中国的政府机构、国企央企等长期占据主要劳动力市场，这也是高校毕业生从业的主战场。而在近20年里，政府企业（尤其是国企央企）在选人用人上也经历了较大的变动，其中最明显的就是从之前的直接选拔变成了“逢进必考”。这一变化营造了相对公平合理的选拔机制和竞争环境，但同时也使得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变得更加困难，一些高校毕业生不得不被迫选择在次要劳动力市场就业。从产业结构变化上看，中国第三产业发展迅速。在互联网的发展下也出现了一大批新兴职业，例如网络主播、直播带货、游戏解说等。这些新职业目前暂时被划分为次要劳动力市场，而且这些职业往往被认为“缺乏社会地位”，进而被归入“低就”的行列。

  青年在择业时自主意识变得更强。“Z世代”青年（即1995年至2009年出生的人）已经逐渐成为应届毕业生求职市场中的主力。他们身上具有较为明显的新的群体特征，而这些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其就业择业行为。一方面，物质生活较为充裕，使其不再需要把吃饱穿暖作为择业的首要考虑因素。生存的压力对于“Z世代”青年而言是生活质量的压力，而不是生存的压力。活得舒服可能远比挣得多更重要，而活得舒服的标准不仅包括社会地位、工资收入等，还包括居住环境、通勤时间、社交圈子等，内涵更为丰富广阔。而这些在非一线城市，在离父母朋友、出生地更近的地方更容易实现，也成为了年轻人的重要选择。另一方面，社会竞争增强迫使大家主动选择“逃避压力”。由于物质生活的富足、独生子女家庭出身、海量信息的涌入等，“Z世代”青年从小经历的压力确实较前人变得更大，例如当下的“鸡娃”现象。对他们而言，过度的压力反而会使人产生回避心理，即使个人有能力也可能主动去选择更能驾驭的环境和工作，产生个体主动选择“低就”的行为。

  因此，我们可以说确实存在慢慢的变多“高学历”的人选择去竞争压力更小、更容易驾驭的地区、岗位工作，但这并不一定就是人才的浪费。因为只有更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进入社会所有的领域，才能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

  在经济、社会、教育和群体多方发展的今天，“高学历”并不能完全代表高能力，仅从学历、工作内容等单一、静态的角度去评价“高能低就”是“人才浪费”是不科学的。

  “高学历”不能再为“高能力”代言。近几年出现了一个网络热词“小镇做题家”，意思是指出身寒门，依靠“题海战术”通过考学，走出小镇的在校大学生。虽然网上关于这一个话题的关注点主要在“出身”上，但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人们开始意识到除了学历之外的眼界、能力和视野在长远发展中的重要性。那我们要获取什么样的能力呢？什么样的能力才是高能力呢？习2018年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教育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建设者和接班人所需要的能力，就是我们要培养和具有的能力。

  第一，高能力者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理想信念是根本性的问题，作为大学生一定要站在国家和民族的高度去确定人生的奋斗目标，明确为谁而奋斗、怎样奋斗的问题。一个理想信念不正确、不坚定的人，从根本上来讲就不是一个有能力的人。第二，高能力者要有正确的价值追求。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舍生取义的人。实现自身个人的追求要同国家、民族和人民群众的方向一致，而不能背道而驰；要让自己的追求助力整个国家民族奋斗目标的实现，拥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第三，高能力者要有扎实的工作上的能力。工作上的能力并不只有专业相关知识，还应具备科学思维能力、理解交流能力、管理能力、应用分析能力、动手能力等更多实用能力。第四，高能力者要有过硬的工作作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勤劳自强的民族，传承下来的吃苦耐劳、脚踏实地、爱岗敬业、不讲条件的品质，与专业技能同等重要。

  基层岗位不应为“低就”背锅。2020年7月7日，习给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118名留在西部就业的毕业生回信，信中肯定了他们扎根西部的人生选择，并对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出了“志存高远、脚踏实地，不畏艰难险阻，勇担时代使命”的殷切期望。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一直号召广大高校毕业生到西部就业、基层就业，并出台了多项保障性政策进行激励引导。拥有高学历的大学毕业生也有必要从基层干起，到基层中锻炼提升。

  首先，不能简单地以地域、行业、工作性质等把工作分成三六九等。马克思主义不仅向我们揭露了资本主义的本质，更向我们传递了劳动者人人平等的观念。所有工作只有内涵不同，而没有地位差别。不应以收入、权力、地位等物化条件作为标准，而应该以其为国家、社会、人民、甚至全人类作出的贡献做评定。例如石业从业者大多数都远离城市，有些甚至在戈壁沙漠、海上平台，但是正是由于一代代石油人的坚守，为新中国的石油工业输送了血液，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也喊出了“没有荒凉的沙漠只有荒凉的人生”这样的口号。其次，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职业生涯。入职是职业生涯的起点而非终点。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本科生、研究生，为什么就不能从一线操作工干起呢？对于实际生产来说，一线经验的积累可以为将来更好的发展打基础。如果高学历人才选择到烟草行业工作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贪图安逸的生活、稳定的收入，而是为了发挥自身才能，为企业创造价值、为社会创造财富，那么，到烟草等高收入稳定行业基层工作就是“适得其所”的，能增加基础知识、实践经验。正所谓“贴近草皮才能看见草根”，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殊不知，多少眼高手低、纸上谈兵的错误都是由于缺乏基础知识、实践经验造成的。最后，要充分认识到人在职业活动中的主观能动性。职业生涯是一个过程，人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具有主动性，会依据自己情况做调试，不断找到一个对自己最合适的位置。如果确实是“高能”，那么即便起点低一些，也能通过不断地努力获得进步；如果只是“高学历”而不是“高能力”，即便放到与学历匹配的位置，也没办法真正发挥作用。

  事实上，对于“高能低就”问题的关注，反映出的是大众对于高校毕业生更高质量、更加充分就业的期待和需求，具体来说就是就业率要高、就业质量要好，避免人才浪费。高校作为大学毕业生进入职场前的最后一个环节，可以在提升就业技能、搭建就业平台、提升劳动力匹配程度等方面开展诸多工作、发挥重要作用。

  充分认识大学生就业工作面临的重大压力。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已确定进入普及化新阶段，高校毕业生规模持续增加，预计今后五年就业总量压力将进一步增大。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复杂，不能作为一年一度的事来看待，而要作为一个长期的历史现象、经济现象、教育现象、政治现象来分析和应对。历史现象就要求我们要在历史发展的视域下理性看待和接受就业压力、并积极应对，经济现象就要求我们要充分运用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来分析问题、积极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教育现象就说明教育的规律和手段可以在引导帮扶大学生就业过程中发挥及其重要的作用，政治现象则说明在处理问题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最大限度地考虑到国家所处的阶段和环境，充分考虑和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把指导和解决大学生就业工作作为一项长期、持久的工作认真开展下去。

  大力开展大学生就业择业观的培养引导。中国经济快速地发展、高水平质量的发展，释放出巨大活力和众多就业岗位。同时，目前存在的东西部发展的不均衡、南北发展的差异化，这些都是在实现共同富裕道路上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引导高校毕业生积极培养“高能力”，“低就”到能够发挥自身作用的偏远、基层重要岗位具有特殊意义。从现实情况去看，近年来大学生基层就业比例稳步增长，到2020年高校毕业生到地级市及以下就业比例已超过60%。这也说明大学生基层就业的想法和意愿较以往有了明显转变。因此，要更多地引导毕业生到西部、基层和艰苦地区就业，引导毕业生到非一线城市发展，以此来带动和促进中国整体的发展，这一过程也能更好地帮助大学生找到和实现人生价值，收获更多的成就感、获得感。

  深入实施对大学生就业能力的精准帮扶。就业教育和就业帮扶作为大学教育的一部分，是高校人才教育培训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必须要放在高校人才培养的整体战略规划和深化三全育人综合改革中整体推进。在就业教育方面，要全面统筹办学治校各领域、教育教学各环节、人才培养各方面的育人资源和育人力量，建立全周期、全方位、全覆盖的就业教育体系，根据大学生从入学到毕业不同阶段的特点和需求，通过课程教学、主题教育、社会实践、咨询服务等，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择业观和事业观，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之中。在就业帮扶方面，要更加深入细致，让第一课堂的课程教学体系更科学，第二课堂的实践体系更完善，充分的发挥辅导员等学工干部一对一精准辅导的及其重要的作用，调动任课教师、企业导师等的协同作用，做到提前摸排、全面掌握、精准细致、一人一策，制定个性化的就业指导方案，为大学生就业提供全方位的指导服务。

  综上所述，“高能低就”的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也引发了国家、社会、企业和高等教育领域的持续关注。该问题的解决也同样需要国家、社会、企业和教育战线的广泛参与，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从而营造出良好的就业氛围。

  但是，归根结底，“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对人生道路的选择权，终究掌握在广大青年自己手中。今天的道路选择决定明天的人生方向，今天的思想境界决定明天的人生格局。“高能”不“高能”并不重要，“低就”不“低就”也不是关键。真正重要和关键的是“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该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才能够说：我的生命和全部的经历，都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追求优渥的生活，追求稳定的收入，这些本无可厚非。可是，广大青年正处在决定自身前途的关键时期，向左走，成为“有理想、有志气、有责任、有担当”的四有新青年；向右走，有很大的可能性“因虚度年华而悔恨，因碌碌无为而羞耻”。在这样的关键时期，广大青年要有清晰的认识、冷静的头脑。中国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家建设的方方面面都需要人才，“西部开发”需要人才，“东北振兴”需要人才，“乡村振兴”同样需要人才。巨大的机遇正摆在广大青年面前，希望所有青年可以“增强战略定力，勇于拼搏，敢于担当”，向前走，未来大有可为。

  ①《抓住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根本任务 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人民日报》，2018年5月3日。

  ②麦可思研究院主编：《就业蓝皮书：2021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

  ③《习给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毕业生的回信》，新华网，2020年7月8日。

  ④[苏]尼奥斯特洛夫斯基著、周露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年。